也因為草根們沒見過“世面”，合作伙伴能量之間的懸殊對比，會讓創始人心里先是一陣暈眩，其后還會衍生飛上枝頭變鳳凰的小幸福感。比如求職幫創始人朱郁叢在2011年與聯通合作時的心情：“有這么大的平臺作支撐，藍領招聘這事兒一定能成。”

創業需要經歷的未知實在太多。若不時刻提防自己明天會死于誰手，創始人恐怕就會把自己前進的方向交給別人(比如下文提到的聯通和地方政府)。對試圖靠創新來創業的人而言，真正嚴肅的問題只有一個，明天你的企業是生是死。創業者把自己的生死問題寄托于他人，這樣的創業難有大成。

創始人能掌握自己的命運(也理當如此)，已屬不易。如何左右聯通的行為?如果聯通出了些許錯訛……依據墨菲法則，這結論就豁然開朗：他人一定會出錯，而你的企業就會死亡。

不過，創業是自己的事兒，把所有的失敗經驗看遍，也無法準確預測自己面對與聯通合作、依靠地產參與時代“大事”時的激動心情會如何影響自己的創業方向。如朱郁叢所說，“你真正遇上了失敗，在上面栽過跟頭，痛過，你才真的會往心里去。”親身演繹這個邏輯鏈條的案例堪稱無數，龐大、閃耀如12580。后續案例想必還會繼續出現。

政府要讓你死，一分鐘的事

2007年8月,杭州市余杭區高新農業示范中心帶著招商引資的目的找到洪俊，希望他的子墨集團能入駐位于杭州市農副產品物流中心，在當時還是一片農田的土地上建一座酒店。

子墨集團不大，資產額不過數千萬元。洪俊2003年創立這間園林公司以來，并沒有房地產從業經驗，但洪認為余杭區政府的提議是子墨集團進軍商業地產的機會。他一直想快速做大企業的規模。洪跟余杭區政府溝通：“你拿塊地，我給你投資。政府要賓館，那就造賓館。但我要做的是花木基地，是市場。”雙方達成共識，賓館與花木基地可以合二為一，建一座建筑面積為9.2萬平方米的涉農商業地產。洪估計它如今市值超過5億元。

這棟樓大概讓洪看到了自己從小商人晉級干大事者的機會。他找來國研中心等處的專家研究自己基地的方向。專家們認為中國缺少茶葉的話語權和定價權，洪的花木基地若以中國綠茶第一市場來運作，農業總部經濟的概念可行。要成為中國綠茶第一市場，余杭區的資質明顯不足。但洪俊當時覺得，“這個地方天時地利人和，沒有市場可以創造市場。”

他相信頭銜和其暗示意味。洪俊說，“國家級的專家提出這個概念是非常不容易的。” 盡管從事房地產行業的五證仍然不全，這個余杭區當年的重點項目還是快速通過了立項流程。2008年6月21日的奠基儀式之后，洪就開始邊施工邊銷售。洪稱這個“違規情況”得到了當時政府的默許，“一個分管的副區長口頭承諾，‘同意你們打第一個磚’。”

洪生于1963年，浙江金華人，上海恒大集團 (不是許家印的公司)前副總。他業務員出身，長于招商引資、開拓市場，在老東家有救火隊長的稱號。這位前救火隊長從副區長處捕捉到的暗示是：你可以銷售，但要盡快，幾個月賣完后，他就能收場。

2009年夏天之前，子墨集團已將農業總部基地的樓宇售賣出了幾百間。問題來了，商戶發現自己所購商鋪的證件并不齊全，他們開始投訴:“怎么會發生這樣的事情?能拿到房產證嗎?”

2009年浙江衛視報道后，經杭州市政府牽頭，余杭區政府與相關部門試圖協調證件問題。子墨集團繳納了罰款，2010年夏天到來前辦好了除房產證之外的四證。回憶當初，洪仍不愿將自己劃離弱勢群體的范疇，“名氣比較大了，就發生矛盾”。但洪評價“政府這個干涉也是對的”。子墨集團仍繼續修建它的大樓，直到2011年10月25日。

這一天，招納洪俊前來的余杭區高新農業示范中心通知子墨集團前去取通知。這份通知要求子墨集團停止一切營業活動。洪俊和子墨集團“遭受了災難性的打擊”。

“法院判決我們要給其中施工隊賠500多萬，而我有兩個施工隊。我整個項目有1億多的融資是跟民間資本借的，最低的利息是2分，7分、8分我也借過，就是按照2分算的話，我每個月是200萬的利息，停工至今15個月也有3000萬。我預售出2億多的合同，當初說是要給商戶每年8%的回報，這就是2300萬左右，還不包括違約金。再加上我15個月來的工資等開支，差不多也是1000萬。停工造成我們直接損失大概有7000多萬，差不多每天有15萬就扔到黃浦江里去了。”

洪俊表示，高新區示范中心只是政府的派出機構并沒有執法權，停止營業的通知并無印章，而且“政府的這個中心沒有給我們原件，(他們)文件都作假……他們當時騙我們，說企業公章暫時在他們這里保管一下，需要的時候來蓋章，最后不還給你了……律師認為這是侵權”。示范中心的負責人則告訴洪，“你們給我們帶來很多麻煩(證件問題)，我們是在幫助你。先不要請律師，如果要打官司，我們就不管你這個事了。”

自2009年4月杭州市副市長許邁永被雙規后，杭州官場震動連連，當初做口頭承諾的副區長已被雙規。洪表示自己“沒有給副區長錢，我要送他一個1萬多塊的禮品，他說喝瓶酒、抽包煙可以，這個是真的不要。他進去主要是以前的事情，大概幾十萬塊錢。他還是比較良政的”。此時，高新示范中心的領導在2011年也已換人。

洪表示理解：“前副區長是要做政績，我們要做業績，這個人出事以后，后人就不理前人事嘛;這個事情是無頭公案，找誰也找不到的。”

他同時表示無奈：“它不讓你賣房子，但要你退錢給商戶，我之前銷售的目的是回籠資金，造后面幾萬平米的房子，現在資金鏈全部斷掉了呀，(這么要求我)本身就是一條死路啊。”

子墨集團也試圖啟動工程，但2012年夏天開始，洪俊稱自己經歷了被鎖門、員工被討債公司威脅、砸辦公桌等事件，該發生的事情都發生過。子墨集團從40人左右減至8人，“就是留下來看看門，而且到目前為止他們有將近七八個月都沒發工資了。”

洪認為自己用數千萬元撬動價值5億元的商業地產，將附近地價從數百元炒至1萬元的結果惹人眼紅，“用這樣的方法去賺錢，還輪得到你?政府要讓你死的話一分鐘的事，讓你活也是一分鐘的事。現在這樣停工是把我騰空吊起來，讓我自己去死，這樣它不是沒責任了嗎?”余杭區試圖拍賣這棟大樓，洪認為這會損失掉債權人的大部分利益，只會中飽個別人的私囊。

洪頗覺冤枉,他想到了余杭區的歷史，“余杭是發生小白菜冤案的地方，當地這種事大大小小是非常多的。”洪選擇性地忽視了領導的口頭承諾和當初的違規行為，他大概覺得在當下的中國，他的行為仍屬善良和正義的范疇，“我認為我站在正道上，但人間正道是滄桑，要修成正果是不容易的。”

不過，他仍說了一句不無暗諷自己意味的話：“口頭承諾，最后沒有一個人承認，這個事情從商業上的角度，我們不去說什么。”